二是公诉的目的必须是以维护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当然这也不排除兼顾维护他人之私益。

审结1401532件，结案率为99．7％。近年来，有关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证券、投融资、企业登记、产权交易、产权界定、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国企改制、涉农行政案件（如农村土地征用、农村税费改革、农民工工资发放等）、婚姻登记、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政府信息公开、公益诉讼、涉及国际贸易等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

（六）积极探索行政审判协调机制，是妥善处理行政争议的有效方式妥善化解行政争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司法和谐的必然要求。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三、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基本经验（一）依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就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行政审判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逐步扩大．行政审判的司法环境不断改善。1988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的任命。

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法规、追求法治目标方面，应当是一致的。以1987和1988年受理的行政案件为例．1987年，新收案件5242件，其中治安案件2378件，土地案件1469件。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文本规范不足为凭，理由有四：其一，虽然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也明定对于违章建筑的拆迁不予补偿，但这样的文本规范也更多地只是流于文本的形式，而并不具有实质的规范效力。

在财产权条款的结构上，相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和剥夺两个结构层而言，德国基本法确立的是个别保障（消极保障）机制。并且，此种保障机制的确立，与一国宪法财产权条款的结构模式密切相关。唯有在合于公益征收的条件下，财产权的存续保障才能由价值保障替代。存续保障着重于维持财产权的现有状态，避免受到国家的恣意剥夺或限制。

图示如下：图二德国宪法财产权条款的三层结构由图一和图二的对比可以看出，宪法财产权条款的三层结构比二层结构多了一个财产权限制结构层（图二的灰色椭圆），这构成了两种不同结构模式的根本差别。其二，有些国家的立法就明定对于违章建筑的征收应给予补偿，其典型代表为德国法。

价值保障则非以维持财产权的现状为目的，而是侧重于财产权价值的保护，故于财产权受到剥夺或限制时，国家应予补偿，以填补财产权价值所受到的损失。在此意义上，国务院制定的《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无权就违章建筑的拆迁是否应予补偿做出任何规定，其第22条第2款不予补偿的规定是违宪的。为此，为避免任何公法案件，只要一与财产价值沾上边，当事人即援引宪法财产权保障的规定请求补偿，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取了所谓的区别解决理论（Die Lehre der differenzierenden ），以限缩宪法上财产权的范围。其二，在财产权性质上，作为公法上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与私法上财产权的唯一不同，也仅在于权利成就的法律基础不同，而在权利的构造和本质内容上却并无差异。

可以说，如果没有2004年的修宪，我国公民私有财产权之保障就不可能被提升至现有的法律地位。【关键词】宪法财产权条款。在对宪法上私有财产的公、私法性质及权利范围做出界定后，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既得财产权（包括私法上的既得财产权和公法上的既得财产权）应属宪法财产权保障的范围固属无疑，但非既得的而只处于可得或期待地位的未来权益是否也属于宪法财产权保障的范围呢？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单就私法（民法）上的规范设计而言，不论是既得利益还是可得利益，都一律属于应受保护的私人利益，不论在合同法上还是在侵权法上，可得利益都属于损害赔偿的范围。换言之，在个别保障之法效果的基础上，从所保障的财产权形态角度，财产权保障机制又可以再分为存续保障与价值保障两种保障机制。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宪法上财产权概念的范围相当狭隘，它主要只包括财产法上通常定义的不动产、动产、金钱或有价证券等。{6}17-8宪法上的财产权概念，在法律架构上是以可供权利人自己自我负责地使用和收益，并且按照自己的决定予以处分{14}24为其本质内核的。

赔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之利益。而在前者情形下，国家并未正式发动征收程序（当然亦不可能给予事前补偿），但其管制性行为(regulations)却造成了对私有财产权剥夺的结果，因而财产权人可以主张政府行为已经构成征收而请求征收补偿。

但这里违章建筑的形成原因复杂，大量违章建筑是住房短缺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言以蔽之，黑色椭圆代表着一种财产权绝对化状态。但由于我国的宪法财产权条款缺失了财产权限制这一中间结构层，从而导致在财产权限制的层面上，我国宪法尚未构建起相应的财产权个别保障和制度保障机制。现行宪法（八二《宪法》[10]）及其修正案都明确规定了价值保障机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既然宪法上财产权的范围已经扩张至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私法上的权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凭直觉采反对解释，当然地认为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法上的权利应被排除在宪法上财产权的范围之外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而远非可以想当然地给以肯定或否定回答的问题。一国宪法财产权条款所保障的财产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一切具财产价值的私法上的权利和公法上的权利都在其内，具财产价值的期待性权利乃至存在合法性瑕疵的财产也可以有条件地包括其内。

例如，据报道，在沈阳市和平区罗士圈小区的拆迁中，对于违章建筑就采取了非常人性化的措施，而并没有按照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一律不予补偿。{1}907在其另一部著作中，孙斯坦立基于财产权与民主的非冲突性关系，论证了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的民主理由：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具有民主的正当性基础。

如《德国建设法典》第95条第3款规定：对于基于公共法令规定，不用支付补偿随时得被拆除之建筑设施，对此只得基于公平原因之考虑而给予补偿。因此，和平区委、区政府认为对违章建筑不能一概而论。

但至上世纪70年代，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基于福利社会的新财产观念，极大扩充了宪法保障的财产权范围。此种限制，包括正当限制与过度限制两种类型。

其五，有些重要的问题将从公共领域移开，并转变为技术性的法律争议。而箭头向上、颜色由淡变浓的过程所代表的状态正好与上述状态相反。[9]五四《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其三，宪法上对财产权的锁定，将打乱乃至颠倒宪法上的权利层级。

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是否公开地承认其为福利国家，很显然它都不能忽视国家对于公民的福利保障义务（或责任）。亚历山大指出，新宪政主义者忽略了一点，即在新兴的民主国家里，构成背景性因素的非宪法性法律、政治传统和文化对财产权地位的影响。

再如，在德国法上，为实现财产权存续的严格保障，其《基本法》第14条第3款第2句还明确规定了一个连结条款（Junktim-Klausel）[8]，即：征收的实行，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经由保障个人自治的范围，制度保障能够增进个别保障之目的的实现。

根据个别保障，对权利人财产权的任何剥夺（如公益征收）或限制（如土地使用限制），都必须在宪法所规定的条件下始能为之，否则即构成违宪，要么须撤销此种剥夺或限制行为，要么应给予受害人以补偿。因此，宪法上的财产权保障首先是指存续保障，而非价值保障。

{11}79对于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有二：其一，正如上文指出的，既然私法保障可得利益，而私法作为宪法的具体化法，若宪法不将可得利益纳入保障的范围，岂不是存在体系上的逻辑矛盾？其二，从征收补偿的范围角度讲，现在世界各国的立法通例，都是将可得利益的损失纳入到损失补偿的范围，如果可得利益不属于宪法保障的财产权范围，对其予以补偿的依据又何在呢？因此，我们主张，对于期待权等可得财产权益，亦应统一地纳入宪法所保障的私有财产范围。就此而言，从立宪技术的角度讲，财产权条款的三层结构完整地描述了财产权从有至无的整个渐变过程，是周延的。换言之，所有一切在整体上且在具体经营上具有经济价值的事物，皆属于宪法保障的财产权范围。（二）存续保障与价值保障从宪法财产权保障所保护的财产权形态角度看，宪法的财产权保障机制基本上可分为存续保障（或称现状保障、存在保障）和价值保障两种。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3款）。其执行，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

财产权之行使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赔偿范围如有争执，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第3款）。

2004年修宪前，我国宪法使用了所有权一词，而2004年《宪法修正案》改用了财产权一词，以求在权利含义上更加准确、全面。因此，不论是正当限制还是过度限制，财产权限制都是财产权规制实际中不可缺少的一环。